人们经常问，监管者和立法者有没有修复几乎将世界打入第二场大萧条的金融系统漏洞。简短的回答是没有。

　　是的，大部分投资者、监管者、消费者甚至政客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铭记金融濒死的体验，因此像2008年剧烈崩盘这样的事件在短期内不会重演。完全重启鲁莽模式还得等一段时间。

　　但是，另一方面，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改变。危机产生的立法和监管大体上都是为了维持现状。政客和监管者既没有政治勇气，也没有明智观点，而这些都是重返更清晰、更简单系统的必要条件。

　　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精英央行年会演讲中，英格兰银行的安迪•霍尔丹(AndyHaldane)大声疾呼要求回归简单银行监管。霍尔丹正确地指出，银行监管已从为数较少的极为具体的指导方针转变为计算风险和资本充足性的复杂得令人头晕的统计算术了。

　　立法复杂性也在显著增加。在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只有37页，而该法在70年的时间里保证了更大范围的金融稳定。而当前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有848页，监管机构还得在此基础上增加几百份文档以规定更为详细的规则。把所有相关规定都加起来，该法案总规模将接近30000页。

　　正如霍尔丹所指出的，即使是著名的“沃克尔规则”——在较平稳的商业银行业务和风险较大的自营银行交易业务间建立一堵墙——也因立法过程的消磨而大打折扣。这一由前美联储主席提出的简单方案被分解和稀释到了几百页厚的法律文档中。

　　至少问题是简单的：随着金融越变越复杂，监管者的对策是出台更复杂的规则。这是一场军备竞赛，资金不足的政府部门绝无获胜机会。

　　在20世纪90年代，监管者已在私底下抱怨很难找到能够理解快速演变的衍生品市场的工作人员了。拥有一年衍生品研究经验的研究助理会被私人部门以五倍于政府可以开出的工资挖走。

　　大约与此同时，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发表认为现代银行业唯一有效的监管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自我监管的论文。让银行自己设计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予以有限程度的审计，然后损失超过议定参数时予以严厉惩罚。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聪明的模型是有漏洞的，因为惩罚威胁并不可信，特别是在系统性崩溃威胁到金融系统大部的时候。但论文还是大量地发表了，论文中的观点也被实行了。产生了什么结果就不用我说了。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Anat Admati，合作者摆阔德玛佐(Peter De Marzo)、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和普费勒德勒(Paul Pfleiderer))的一系列重要论文进一步阐释了最清晰、最有效的简化监管方法。基本要点是金融企业应该被强制以更平衡的方式为自身筹集资金，不能过度依赖债务融资。

　　阿德马蒂及其同事建议采取强制金融企业通过利润留存或为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股权融资的要求。目前的监管规则允许银行只持有极薄的股本缓冲，充分利用纳税人的资助，金融企业的负债率远高于典型的大型非金融企业。苹果等大公司几乎一分钱债务都没有。更多地依靠股本能够为银行提供强大得多的损失吸收缓冲。

　　金融业抱怨说强制进行股权融资的动作会妨碍放贷，但在一般均衡条件下这纯属无稽之谈。尽管如此，政府在这条战线上显得颇为畏首畏尾，新的巴塞尔III规则充其量只是迈向真正变化的微小一步。

　　当然，在全球经济停滞的背景下进行金融改革立法绝非易事，因为这有可能妨碍信用扩张，将步履蹒跚的复苏打回可怕的衰退。当然，学者也会受到不作为的职责，他们当中仍然不乏认定看似精美但具有深层漏洞的完美市场模型，这类模型创造了一种安全假象，原本极易受风险侵袭的系统看起来安全无比。

　　流行的意见是允许银行发行“或有资本”(在发生系统性危机是转变为股权的债务)，该意见比承诺发生危机时严惩银行的方案可信得多。更简单、更透明的系统最终将增加贷款、增强稳定性，而不是相反。让金融市场监管回归明智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