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后痛定思痛，各国在“宏观审慎”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下，纷纷启动了金融监管改革。中国的“宏观审慎”框架应如何搭建？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又将如何推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解读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具体运用？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不久前接受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时表示，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监管协调中，要保持央行的权威性和信息的充分可获得。目前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从法律上予以明确。

　　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针对目前央行高度“青睐”的逆回购，吴晓灵认为，央行的考量是，央票的操作和逆回购意在稳定预期和培育政策目标利率。至于过严的存贷比考核影响银行放贷能力，吴晓灵认为可以把同业资金纳入存贷比考核，能够释放部分放贷能力。

　　决定中国未来的另一件大事是人民币国际化。吴晓灵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跨境人民币结算。如何走向第二阶段资本项下可兑换，她的建议是对外开放之前先做好对内开放，即建设更有深度的国内资本市场。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继续扩大汇率浮动空间。

　　明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第一财经日报：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恢复了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全球都在讲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协调。而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相对应举动，央行和银监会也并未出现更加紧密的协调。未来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是否也需要有一些类似的安排和考虑？

　　吴晓灵：关于央行是否监管银行这个问题，各国有很多不同的制度设计。危机之前，央行不管金融机构的态势比较明显，出现了独立的监管当局；危机之后，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也比较多，现在也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最核心的问题是央行能否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保持其权威性和信息的充分可获得性。

　　为什么提到央行的权威性？因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最后能够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只有央行。同时，如果央行没有充分的信息获得权利，那只能盲目放水，也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尊重央行在客观经济规律中的角色。只要做到这两条就可以基本实现宏观审慎的要求，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的监管状况。

　　日报：这两条要求在中国达到了吗？

　　吴晓灵：没有。此前，中国有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就是在国务院分管领导的主持下，一行三会及相关的部门经常交换信息，研讨问题。我认为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将这种协调机制予以明确，明确不同的监管机构，特别是央行，通过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时效之内，能够获取怎样的信息。信息共享是提高行政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逆回购“一箭双雕”

　　日报：放在全球范围内看，目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处于很高的水平。不少银行认为这约束了银行的放贷能力。

　　吴晓灵：中央银行确立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M2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后，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个目标，对于社会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日报：而这是否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太不透明？

　　吴晓灵：央行政策非常透明，年初就已经公布了M2的增长率。

　　说到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央行开始动用存款准备金率，那时最大的背景是外汇占款增加比较多。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冲三万亿外汇储备对应的外汇占款而采取的措施。

　　应该说，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是不希望外汇储备增长太多，这种调控效果达到了。当前，在外汇占款增量和存量减少的背景下，新增基础货币的需求就需要央行主动来提供，央行既可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可以采取逆回购的方式。央行的考量之一是，通过央票的操作和逆回购来培育政策目标利率，即银行间市场利率。

　　此外，选择逆回购补充流动性，可以减少市场的误读。如果不断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有两个风险：其一，若外汇占款突然又增加很多，就又会迫使央行采取相反措施，打乱市场预期。在国际经济形势还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一定要给中央银行保留更多的主动性。其二，不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会让市场误以为，央行鉴于中国经济下行态势，又在放松银根。因此，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可以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和培育政策目标利率。

　　同业资金可纳入“存贷比”

　　日报：危机后各国央行针对新形势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行为，例如，在和公众沟通方面，美联储非常明确地发出一个信号，就是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减少失业。这对我们有何启示？

　　吴晓灵：美联储一直以来是双重政策目标——就业和物价稳定。但中国央行的法定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央行，都不可能不考虑经济发展，包括就业等问题，但在不同时段下，更侧重哪个目标就有很大区别。

　　中国经济尽管进入到下行区间，但是和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同。国外的中央银行，之所以那么明确地表示一定要向社会提供流动性、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最主要的制度背景是其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放贷积极性受限，因而央行不得不直接购买一些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以此向社会投放流动性。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还是具有比较充足的放贷能力的。

　　日报：但中国的银行和西方的银行，都面临新的监管规则，“巴Ⅲ”对银行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此外，中国银行业还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如果中国的银行达标“巴Ⅲ”，是否在中长期会制约银行的放贷能力？

　　吴晓灵：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世界比较，水平差别不大，但中国银行业资本的质量远远高于国外，基本上80%-90%的资本都是核心资本，是质量非常高的资本。如果要扩大放贷规模，中国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创新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金来实现。

　　现在之所以很多银行常感觉放贷能力受到了制约，其实是因为在银行间流动性的调配方面有制度障碍。中央银行投放了流动性，而各家银行得到的流动性是不均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流动性比较多的银行，应该把流动性拆借给得到流动性较少的银行。

　　但是因为我国有一个75%的存贷比考核指标，中小银行存款来源不足，拆借来的钱又不允许将其作为存款的基数来发放贷款，于是信贷投放就受到了很大制约。我国真正给中小企业放款的主体，恰恰是这些股份制银行。

　　日报：存贷比限制是否应该取消？

　　吴晓灵：应该把同业拆借资金的净额记入存贷比的存款项。直接取消存贷比指标，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过程比较困难。当然，长期来看，特别是“巴Ⅲ”实施后，存贷比应该取消，但目前考虑到我们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存贷比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

　　金融改革再推进

　　日报：目前外汇占款下降趋势日益明显，而与此相对应外汇存款出现了上升的现象，这被人们视为藏汇于民的好现象。

　　吴晓灵：这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当大家都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时候，大家都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前几年一直是这样，以至于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感觉紧张，外汇贷款也在减少。但是现在人民币出现了双向波动，这是一件好事，使得外汇占款增速减缓，外汇存款出现上升。

　　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的空间并不大，人民币出现汇率的上下波动，应该说是离均衡汇率不远了。均衡汇率是一个理论概念，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当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时候形成的汇率，基本上应该算是均衡汇率。

　　日报：但是也有人认为，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供求，央行的干预起了很大作用，以至于市场不知道均衡点在哪里。

　　吴晓灵：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央行干预了市场。在过去，汇率围绕着贸易需求变动，基本上会有一个均衡点，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相对较为稳定。但在现在的外汇市场上，很多买卖外汇的需求来自资本项下。资本项下有很多资本是短期流动的，这给汇率带来很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入市去干预，让汇率适当稳定，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是有好处的。

　　重点不在于央行干预或者不干预，而是汇率要有一个比较灵活的浮动幅度。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区间已经从千分之五扩大到了千分之十。如果能够在这样一个灵活的制度下形成一个汇率，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均衡的市场汇率。

　　日报：下一步的汇率改革意味着浮动区间继续放大吗？

　　吴晓灵：会是一个放大区间的过程。

　　日报：人民币升值趋势和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哪一种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更加有利？

　　吴晓灵：我不太愿意提人民币国际化，而比较主张提人民币跨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然后是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然后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后才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目前，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其实，即使资本项下实现了可兑换，也不知道别人是否愿意使用人民币。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方便实体经济的需求上。人民银行提出跨境人民币结算，只是顺应国际上希望拿人民币来做贸易结算的需求，以及拿人民币做资本结算的需求。

　　日报：2015年之前是否会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吴晓灵：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必然会促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因为你出去，就要回来，给了出路，就要给回路。而且，不断满足市场上投资需求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项下可兑换的过程。

　　逐步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并不是担心有多大的风险，而是说，现在资本市场建设还不足以承受人民币流动形成的交易需求。因此，推动资本项下可兑换，关键不在于对外怎么放开，而在于对内怎么放开，能够形成多大深度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