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此，以往在国际上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98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

　　发达国家经济理论陷入的困境，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这是在“瞎子摸象”。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这一进程可能会快，也可能会慢，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加以倡导和推动。无论如何，这种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问题现在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的金矿，为此既需要学界的倡导，也需要培养相应能力。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出一两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