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体结构失衡导致的连锁扭曲 |
2009-03-18 17:06:23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国信政经观察组 阅读次数：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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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人民币外需缺口的任何萎缩。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从而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
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秉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韩国、台湾、香港乃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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